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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占才:看《觉醒年代》学党史,深刻领会红船精神

发布时间:2021年03月22日 16:24  访问数:

《觉醒年代》已经看了四集,钻石澳门娱乐场网站这个大半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、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的“古稀老朽”,突然感觉对党史对红船精神的认识和理解,更加清晰,并有所深化和升华。

《觉醒年代》把中国共产党成立放在中国1910年代中叶至1920年代初的大背景下展示,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揭示,中国这艘古老硕大的破船危机四伏。中国向何处去?这成为生活在这艘破船上的所有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,不得不思考的问题。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迷茫中探索,终有“先知先觉”即率先觉悟者,带动更多人觉醒,揭开新时代的曙光。

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史诗,也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教科书。鸦片战争“西方资本主义”强力敲开中国大门,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民族要独立、人民要解放,国家要强盛、人民要富裕,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。从鸦片战争林则徐、魏源张开眼睛看世界开始,一代又一代、一拨又一拨的仁人志士,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救民之路,失败了,再重来;失败了,再雄起。而且基本都是遵循这样一个规律:一些有威望或者有影响力或者有阅历(年长者)的率先有所觉悟者,登高呼之,大批热血青年热烈响应,积极追随,“前浪”带动“后浪”,兴起大潮。大潮退去,“前浪”多半躺在了沙滩上,或消亡或退隐,但被带动起来的“后浪”不气馁,继续探索,继续奋进,其中的一些先进分子,成为下一波大潮的“兴风作浪”者,成为带动新生“后浪”的先行者。林则徐、魏源喊出振聋发聩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当时虽然应者寥寥,但成为随后洋务运动兴起的“标配口号”。洋务运动中的老成之辈力推“中体西用”,但投身洋务的青年才俊悟出物竞天择,不维新不能立。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大氛围下,康有为梁启超的“变法维新”形成气候,大批青年人追随康梁,办报纸办学会,鼓吹变法。变法失败,康梁“退化为”保皇,但大批“后浪”选择了孙中山,投身革命。辛亥革命虽然终止了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,创立了民国,但政权握在北洋军阀手中。已经“正式当选”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,可以传贤,也可以传嗣,袁世凯仍然不满足,作为民国大总统竟然要毁掉民国,恢复帝制。而且为了恢复帝制,甘愿向对华一直有觊觎之心的日本出卖权益,以换取日本支持。这就是《觉醒年代》的时代背景,陈独秀等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的仁人志士,不服气,不屈膝,不投降,也没有消沉,继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。陈独秀以为根本点在于思想革命,塑造新民。

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,提出新青年的六大标准,发起了新文化运动。这在当时的中国,这在迷茫彷徨中的年轻人中,真是一声惊雷,炸醒了无数探寻中国出路的青年,使他们的思想获得空前大解放,产生出新的向往和追求。电视剧选取了典型代表,加以展示。毛泽东、周恩来,都有份量重重的明场戏,表现了他们对“新青年”思想的欢迎,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又愿意投身新文化运动之中,对中国出路有了新思考新担当。他们不是鹦鹉学舌,而是从爱国爱民、救国救民的视角,思考“新文化”的兴起和走向。远在美国的胡适,是作为暗场戏处理的,但是他的信反映了他对“新青年”的关注,对新文化的敏感,他对“文学革命”表现出极大兴趣。细节之处,可以寻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们与胡适们的细微不同,这才是他们日后分野的思想基础。当然,引起强烈共鸣的还有可以算得上陈独秀“同龄人”的“前浪”们,远在日本的李大钊是典型,他知道陈独秀的“能量”和“战斗力”,看到陈独秀的“新青年”展示出的“新青年”陈独秀,李大钊极其兴奋。中国要进步,中国要发展,必须向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恶势力斗争,有了陈仲甫这枚“斗士”,有了陈仲甫吹响与旧恶势力决裂、向恶势力宣战的号角,乃中国之大幸。这也是他引陈氏为战友的基础。但他的朴素唯物史观,也注定他最容易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。这么波澜壮阔的大时代、大事件,电视剧剪裁得比较适当,凸显了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积极作为,尤其是他在大学讲堂里的演讲,揭示中国病根,又不是望洋兴叹、悲悲戚戚,而是点燃光明,激发斗志,引起热烈反响,也就顺理成章。对于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胡适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,没有写成“耳提面命”,而是展现“心有灵犀”,所有大事,不虚,很多细节,传神。

有个细节不应忽视,在第四集最后蔡元培出场,他赴北京主持北京大学,他的“兼容并包”,吸纳了包括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泽东、邓中夏等一大批“新派”人物,大批思想文化先进分子齐聚北京,聚集在北大。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,接受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,一场更猛烈的新的暴风骤雨在酝酿之中。

新文化运动,为新思想传播创造了条件。但是,启蒙,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时事发展,打破了启蒙运动进程。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,爱国学生走上街头,五四爱国运动爆发。爱国取代启蒙,成为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。五四运动,进一步解放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,并锻炼了人才。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,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”。李大钊留守北京,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,积极创建共产党组织。陈独秀到了上海,在法租界老石库门的渔阳里2号继续办《新青年》杂志,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,并聚集一批志同道合或暂时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,创立共产党组织。与此同时,其他地方的先进分子、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积极开展建党和筹建党组织活动。1921年7月,全国性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,最后为了安全,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船上,闭幕。

从上海老石库门房子里创办《新青年》杂志,兴起新文化运动,到北大红楼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,发起五四运动,到上海渔阳里和北大红楼以及长沙、汉口、济南等地组建党组织,再到上海石库门党的一大开幕和嘉兴红船党的一大闭幕,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,具备全国性政党——中国共产党诞生了。中国共产党不是“人造奶油”,她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,她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国答卷,她是中国人民孕育出的寄予厚望并托付全部“家当”以创造美好未来的“新生儿”。

红船精神,是党的创立精神的高度概括。红船,不仅仅是指嘉兴南湖那条游船,是中国这艘大船。在她千疮百孔迷失方向的时候,一批先进分子,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、马克思主义者,为她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航向,为大船染上“红色”,嫁接上红色基因,从此,大船乘风破浪,驶向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彼岸。

 

(作者李占才系钻石澳门娱乐场网站-登录官网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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